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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百五十二章 既要又要的道长困境(1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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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在财税这块实在是废物中的废物。

如果说是社会总是螺旋上升的,生产力在不断的提高,两宋搞的天怒人怨,从宋真宗开始,两宋岁入六千多万贯,大明一年正赋折银后不足两千万两白银。

社会螺旋上升,而大明的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。

而鞑清朝末年因为诸多原因,比如清查关税、对内剧烈朘剥、搞土药经济等等,从光绪十一年到宣统三年,财政收入从八千万两飙升到了两亿九千万两,将近三亿两白银。

这就是鞑清在最后几年的恐怖税收能力,在顶着巨额助军旅之费的战争赔款中,进行了洋务运动、兴建了北洋水师,还给老妖婆修了个院子。

鞑清用最后的时光,体现了什么叫封建帝制的落后和对百姓的残酷朘剥。

鞑清灭亡,直接原因是小站练兵把自己直接练没了,袁世凯举着刀让清廷逊位,而溥仪成为了最后一位逊帝。

而根本原因很多,朱祁钰认为其中绝对有一个原因是先天绝症——无法弥合的旗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。

因为天平天国运动,汉人的军事实力和财政能力得到了巨幅提升,引起了旗贵人的高度警惕。

旗贵人在太平天国之后,设立了财政局,收回了各省的财权,禁止地方借外债和任何外资在地方的投资,而旗贵人自己在外大量发行国债,出售矿山铁路资产、出售洋务运动官办厂股份等等。

而后旗贵人以建立新军为由,大规模解散了各地不符合新标的汉人绿营,比如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淮军,从近二十万人锐减到了一百零五营,五万人。

说是要君主立宪,旗贵人搞了一个全旗人内阁,汉臣比例,比之之前历代鞑清的军机处还要低,乾隆看了都要直呼亡国。

在鞑清朝崩解的那一天,遍地都是军阀,是因为旗贵人在不当人这件事上,确实不是人了。

相比较之下,大明弄钱的办法就显得有些寒酸了,既要面子又要里子。

最典型的就是嘉靖皇帝用严嵩,最后就搞成了想要银子就要用严嵩,但是用严嵩就是贪腐横行、吏治败坏、毁坏根基,最终的结果就是钱也没捞到,吏治也彻底败坏。

这就是大明财税的困境,大约可以简称为:既要又要的道长困境。

大明是没办法经营好官办专卖垄断的,襄王殿下将柴米油盐加入官办,而不是专卖,目的是为了推行供销官铺。

于谦其实还有第三个担忧,对大明的国家之制,他有着极其深入的思考。

有很多问题于谦都有办法解决,比如集体的盥洗房和入厕;比如大明朝过去发饷困境,就可以用提前发饷事后追偿;比如大明军备配给,每人一枚白水蛋。

在景泰元年以前,大明的军备配给,每名士兵每日一个鸡蛋配额,从炒鸡蛋、蛋花汤,变成了一颗白水蛋,就是水煮蛋。

因为白水蛋可以量化,而炒鸡蛋和蛋花汤不可以。

在大明军备配给改革中,类似的灰色地带,都在于谦手中被一一祛除,也就是说柳溥哪怕当年回到了京师,他也没办法再通过类似夹袄弄几十万两银子。

同样柳溥无法渗透到陛下的身边,因为在他刚开始渗透的时候,大明皇帝就把他砍了。

时至今日,朱祁钰仍然没能找到一个胆敢触碰【想要知道皇帝吃几碗饭】的忤逆臣子祭刀,也是大皇帝的一大遗憾了。

钓鱼老是钓不到的苦恼,又有几人能懂?

于谦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本奏疏,递给了兴安,俯首说道:“陛下,臣最后一个担忧。”

朱祁钰打开了奏疏,郑重的看了起来,他面色沉重的合上了奏疏说道:“于少保费心了。”

为了大明殚精竭虑的于少保,再次耗费了大量的心力,送到了陛下面前一份极其沉重的奏疏。

对于于谦而言,任何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化解的问题,对他而言,都是轻松的,不需要耗费心力的,只有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化解的问题,才会面呈陛下。

这份厚重的奏疏中,是大明银庄的一份清单,共计三百七十八人,在大明银庄的储蓄超过了三百零七十万两白银。

而大明银庄的总储蓄量不过三千七百万银币。

这份奏疏的内容决计不是具体的数字,而是其比例,在大明银庄储蓄的商贾大约有四万人。

也就是说,根据大明银庄的储蓄,可以管中窥豹,仅在大明银庄的样本而言,大明1%的人掌握了大明超过10%的财富,2%的人掌控了大明超过58%的财富。

这才是于谦这份奏疏的沉重之处,因为大明银庄宝源局的纳储主要集中在商贾和遮奢户上,如果放眼整个大明,再加上掌控的优质生产资料也就是优质资产而言,贫富差距的比例会更加恐怖。

于谦面色沉重的说道:“陛下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,盖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倾。夫如是,故远人不服,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,则安之。”

“而且很可能,日后,贫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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