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投降了（1 / 2）

可是和约翰，温兆祥，还有驻瑞士的刘大使他们找回来的结果一样，苏联没有，北美没有，德国，奥地利都没有。

就好像，有人故意将他的痕迹全都抹去了。

后来，有些人的话开始不好听了。说克莱恩可能早没了，尸体不知道躺在哪个无名荒野；说他躲去巴伐利亚的深山里饮弹了；说他的虎王被击毁在美占区，里面根本没人出来。

还有个从柏林来的红十字会书记官，言之凿凿，“那少将早死在柏林城外了”。

维尔纳不信那些说克莱恩死了的人，她也从不信，哪怕所有人的语气都变得犹豫，哪怕连红十字会都开始用“您是否需要其他帮助”来试探她。

不是不肯承认，只是…身体里那感觉还在，他的身份牌还带着温度，她的梦里他还在走，一直走，往北走。

弗雷迪更不觉得爸爸没了，这孩子每天都在肚子里闹，分明也在替她反驳。她只要呢喃一句：“你爸爸没死。”，小家伙就会用力踢她一下，像在拿小脚丫签字画押。

她等他，以前他每次说“等我回来”，她都点头。现在也一样，只是要带着他的孩子一起等。哪怕现在湖边的玫瑰已经谢了，可枝蔓没在，春风一吹，来年还能开。

八月初，哥哥这几年来的第一封信到了。

从成都驻地经印度洋到苏伊士运河，又到马赛，走了一个多月才落进她的掌心。信封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了，邮戳重迭，可她一眼就能认出来，是俞珩。

俞琬躲在卧室里把信拆开，手指抖得几乎捏不住那张薄薄的信纸。

哥哥告诉她抗战快胜利了，他还活着，飞了很多年，从昆明到仰光，从芷江到汉口，没缺胳膊没少腿，前年就已经是空军上校了。

上个月中国军队在湘西会战大获全胜后，正筹划着桂柳反攻，长沙城也收复了，“父亲若在天有灵，该多高兴。”又说…母亲的事他还在打听。

最后讲到了她。

他当时刚听到她嫁给一个纳粹军官的消息，正要赶着执行侦察任务，差点没把飞机开进洞庭湖里去。

“如果那德国人死了，你就带孩子回来，孩子姓俞，当我们俞家人来养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不能再把你丢在外面。”

俞琬读了两遍，第三遍读到最后一句时，靠着衣柜慢慢滑坐下来，信纸贴在脸上，几乎是用气声哭了出来。

她哭了很久，眼睛红得发亮，回信写了又涂、涂了又写，写了整整一下午。

信里只写了瑞士的湖，日内瓦的风，写她学会做一种很甜的果酱，写孩子很好。她丈夫事先给她在瑞士银行留了很大很大一笔钱，这边的叔叔伯伯婶婶都很照顾她，她也会照顾好自己。

只是在信末，又加了一段：“我总觉得……他还活着。我等他。”

“哥，你也要好好的。”

又过了两天，太平洋那边传来了两记震惊世界的闷雷。

那是一个懒洋洋的午后，温叔叔亲自跑来找她的，紧紧攥着一份报纸，眼睛亮得不同往常，还没走近就开口说：“美国人投了一颗新炸弹，日本的广岛没了！”

三天后，那颗蘑菇云又开在了长崎上空。俞琬当时在厨房里和克拉拉洗草莓，纽曼把收音机搬到窗台，调着频道听德语的播报。

她关了水龙头，慢吞吞走到院子里，阳光有些晃眼，俾斯麦跳上旁边椅子，毛茸茸的脑袋贴在她胳膊上。

女孩摸摸它的头，声音很轻：“日本要投降了。”长毛猫打了一声很小很舒服的呼噜。

花店老板娘一早就知道了她是中国人。那几天，俞琬去买康乃馨，老板娘见了她，开口第一句不再是“天气真好”，而是：“祝贺！祝贺！”

俞琬清晰记得，日本天皇在广播里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是在八月十五日。

那天晚上，她和叔叔婶婶吃了极其丰盛的一餐。

温太太和她一起下厨，做了一整条清蒸鲈鱼，浇上热油和葱花，香气扑鼻。温叔叔则开了他藏了十五年的唐培里侬香槟，金黄色泡沫带着“嘭”的一声轻响，从瓶口欢快地喷出来。

约翰和维尔纳都在，纽曼他们也来了，挤在厨房和客厅之间，有人笑，有人红了眼眶，有人举杯举到一半又怔怔放下，仿佛不知道该怎么庆祝。

俞琬买了两份头版印着“日本投降了”的德文报纸。一份留给自己，迭好放在床头，另一份回来时在院子里烧了。

火焰舔着纸页，黑色字迹蜷曲消失，纸灰被湖风托得很高、很远，远到能一路飞到几千公里外那片美丽辽阔的土地去。

冥冥之中，女孩仿佛看见，父亲含着笑，在长沙城外被炮火削平的山坡上，缓缓转过身来。

他临终前反复念着：“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如今江东已复，山河归还，这份迟来的捷报，终于飘到了九天之上去。

她也没想到，自己是在第二天大使馆的光复庆祝会上，听到克莱恩的确切消息的。

安安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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