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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阀之上 第159节(2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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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民情,是东垣百姓之福。”

“嗨,什么福。”刘光晋喝了一口茶,眯着眼瞟了瞟外面的毒日头,“每年税都挨家挨户地收,想不体察民情都难。”

“可今年就要施行新法了。”陆昭慢慢放下茶碗,“民籍交的税少了些,那些宗主乡贤的税没有变,税收的会不会容易些?”

刘光晋也不看陆昭,一点一点用干草梗撇着碗里的一块水碱:“我看也难。”

“怎么难?”陆昭问。

“娘子看来是既没交过税,也没收过税啊。”刘光晋抬起头,晒得黑黑的脸一笑,露出一排白白的牙。他放下了干草梗,道:“前几年都好说,地方官员下去收,基本都能交。有不愿意的,顶多嘴里嘀咕几句,但终归还是交。毕竟县令后面站了几百个兵。世家大族们有的是荫户和田亩,也不愿意为这点税钱和地方官闹僵。”

“可今年就不一定了。去年司州战乱加旱情,县里面基本没多少兵了。派人下去收,总有真心不想交的人找借口不给。手里有钱有粮,并不等于愿意把钱粮交出去,更不等于官府能从他们手里把钱粮收走。官府人手不够,就不能随便抓捕不交税的人,担心激起民变。为了考课,还要请当地的乡绅帮忙收粮税、补粮税,这就让世族更容易插手本地政事。”

“最后,老百姓的税是缴了,官府却要给这些豪族填补,在账面上减户口、减田亩,县里的功曹也要请这些人来安排。等来年,能收上来的税就更少,能预留的支出也更少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根子里早全烂了。拔毛鹅痛,鹅痛闹槽,稳槽的成本朝廷又不出,税怎么好收?”

陆昭也不再喝茶,认真请教着:“可是那些宗主、乡绅,朝廷已经划好了帛和谷米钱粮,在缴税的时候抽出部分,归属个人。”

刘光晋忽然睁大眼睛笑道:“娘子,这利益是朝廷划过去的,但这是人情,不是义务。律法上,县府承担收税的任务也承担收税责任。”

陆昭点头道:“权责错位,这是新法的疏漏了。”

“这也难免。”刘光晋摆摆手,“俗话说的好,兴一利而兴一弊,已经算是善政。上面对底下人的道德还是高估了。况且县府、郡府,权力和责任不能平衡对等,政策执行中只有走到最下面,才会把发现的困难告诉上面,毕竟官制都是层层奉上嘛。”

陆昭了然一笑,“上面对底下人的道德还是高估了”这实在是太给面子的回答。背后不给面子的回答就是上面瞎制定瞎指挥。

陆昭也明白,这是无数个自己这样的身居高位者,在制定政策上的局限性。

高位者最瞩目的往往都是全局的、主要的、战略性最高的以及最政治正确的大目标,而非新旧政策交替杂陈中产生的个体的矛盾和局部的困难。朝廷知道要抓人口、土地账本,就要给良民减税,让荫户主动入良籍同时安稳豪族,但却忽视了县府和郡府的财政早已不足以支撑起施行新法。

只有像刘光晋这样,在基层有着丰富的施政经验,才能清楚的看清新法所面临的选择限制和社会成本。

而刘光晋的背后,潜藏的更是一个个颇有苦衷的县官。

新法诚然在解决底层人民的不稳,但同样在给管理底层的官员施压。上层的决策难以充分估计政策出台后的复杂影响,就需要不断的试错。

但对于基层来说,却是合理要执行、不合理尽量理解也要执行的痛苦与两难。而在既要也要的命令下,底层官员就只能选择自己付出成本最小的处理方式,如此便产生出行使权力的灰色地带。

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,底层官员的不稳,往往是促成底层不满转向和国家对抗的关键因素,是极不可取的政治选项。

从国家权力来看,县府的正式权力譬如收税、断狱,早已移交至世族豪强的手中,而任命等正式权力又开始以非正规的方式运用。权力的运作出现这样的偏差,已经预示着总体性国家权力的衰变,公权早已非公,权威也将沦丧。

“底层官员难做,朝廷是必须要给县拨款。”陆昭喃喃道。

“可朝廷还有多少钱呢?”刘光晋的问话和陆昭所想一同浮了出来。

没有足够的钱就只能用权力下移暂时填补缺口,这意味着对世家的再一次让利。陆昭手里不知不觉地也拿起了一根干草梗,搅着碗中的水。大块的水碱被搅碎了,可是更混乱的杂质迅速从碗底涌动上来。

陆昭抬起头,颇为玩味地看着刘光晋:“我真是第一次见识你这种县令。说你对百姓好吧,偏偏百姓在你的口中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。你出身不高,在县里也看世家脸色行事,但今日却偏偏要为他们谋利。你对皇后制定的新法的理解,似乎和别人有些不一样啊。”

刘光晋低头一笑:“人都有弱点,弱势的人也有强势的一面。百姓交纳赋税,本身就是与朝廷逐利博弈。农夫丢失镰刀的时候,韭菜也会和杂草一起疯长。现在的百姓还吃不饱穿不暖,这个时候政治实际就只是世家门阀们的游戏而已。”

“我是一个县令,目的也很简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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